在中国企业群星闪耀的年代配资炒股服务中心，有的名字响彻云霄，有的故事家喻户晓。但有一个身影，始终低调地行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窄路上——回到实验室，一心做药。
他不炒作、不站台，甚至很少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。他不说惊人之语，公司官网上也几乎找不到他的报道。可就是这个人，两次豪赌，把一家生产“红药水、紫药水”、利润仅剩8万元的小厂，从破产边缘拉回，最终推向中国医药行业的顶峰。
他是孙飘扬，恒瑞医药的创始人。一个用半生回答“中国能不能做出好药”的人。
临危受命，从“几口大缸”开始的逆袭
1990年，32岁的孙飘扬被任命为江苏连云港制药厂厂长。跨进厂门的那一刻，他看到的不是风光，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。
所谓的“药厂”，没有精密仪器，只有几口大缸和铁锅；没有高端产品，只有技术含量极低的红药水、紫药水和一片仅赚一厘钱的抗生素。全厂300多名员工，年利润仅剩8万元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这样下去，累死也无法改变现状。”
很多人都觉得，这个年轻人是来“接最后一棒”的。
但孙飘扬不信。这位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坚信技术才是企业的根。他看到隔壁药厂靠卖大山楂丸都能扭亏为盈，自己为什么不能靠真本事杀出一条路？
他做的第一个决定，就震惊全厂：拿出所有资金，买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——VP16注射液专利，并将其改造成更方便患者服用的胶囊剂型。
在当时，没人愿意投入资金去做针对小众癌症患者的药，更没人相信一家小厂能做成。但孙飘扬赌上了全部。
结果，他赢了。
这款药一炮而红。次年，药厂利润飙涨1500%，营收突破百万元。
全厂欢呼，可孙飘扬却做出了更疯狂的决定：把所有利润再次投入，买断另一个专利抗癌药——异环磷酰胺。
三年后，该药成功上市，年销售额迅速突破千万。
两次豪赌，两次全胜。一家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厂，竟被他奇迹般地改造成了抗癌药领域的“隐形冠军”。
最“傻”的选择：别人抢标王，他埋头搞研发
就在企业势头正好之时，孙飘扬又做了一个在所有人看来“天真到傻”的决定：投入巨资，自主研发创新药。
那是90年代末20世纪初，中国医药市场的逻辑简单粗暴：谁能砸钱做营销，谁就是王者。
2000年，哈药集团豪掷12亿元，拿下央视春晚标王。除夕之夜，全国12亿观众跟着“哈药六厂，盖中盖”一起倒计时。那一年，哈药销售收入高达64亿元，员工福利羡煞旁人：分房子、发貂皮、配彩电。
而同一年，恒瑞医药成功上市，融资4.8亿元。孙飘扬反其道而行，拿出2个亿在上海成立药物研究所，专注创新药研发。
结果呢？恒瑞当年营收4.85亿元，不到哈药的1/10。
业界普遍认为：“搞研发的不如搞营销的。”仿制药利润丰厚，风险极低，而创新药是条“钱砸下去都听不见响”的死胡同。
但孙飘扬异常坚定。他看到了更远的未来：没有自主创新，永远受制于人。那些年，中国药企频遭国际专利诉讼，“抄袭”的帽子迟迟摘不掉。直至2008年，中国百姓用药一半以上仍由外资企业主导。甚至到2016年，仍有患者因买不起天价进口药，不得不自行购买原料药配比服用。
“自己不做，就永远只能仰人鼻息。”孙飘扬说。
恒瑞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：以仿养创，边仿制边创新。
坚守者终迎时代：当集采来临，创新成为唯一出路
转型之路，道阻且长。
恒瑞一度被质疑、被唱衰，甚至成为专利官司的被告。但在漫长的坚守中，孙飘扬从未动摇。
转机，终于到来。
随着国家药品集中采购（“集采”）政策大幕拉开，“灵魂砍价”成为常态。仿制药的黄金时代宣告终结，利润大幅压缩。所有药企都意识到：没有创新，就没有未来。
恒瑞，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主场。
孙飘扬挥刀改革，果断砍掉一批低效仿制药管线，裁减数千名销售人员，同时逆势扩招近千名研发人员。最近三年，恒瑞研发投入累计超过180亿元。
如今的恒瑞，已拥有国内规模最大、布局最全面的临床研发管线，营收和利润连续创下历史新高。曾经那个被人质疑的“追随者”，已成为国际巨头GSK、辉瑞争相合作的对象。
为什么最终跑出来的是恒瑞？
业内另一家药企创始人曾感慨：“我们和恒瑞起步差不多，也投研发，也在上海建了研究所。但在漫长的低谷里，我们动摇了，反复了。而孙总就是坚持，就是不动摇。最后，我们落后了。”
沉默巨头的回响：一条路，走到底
从连云港到全球，从8万元利润到千亿市值，从红药水到创新药，67岁的孙飘扬用半生时间诠释了“坚持”二字。
他没有喊过惊天动地的口号，只是回到了最初的地方——实验室。
在中国医药最不被看好的年代，他选择把钱砸向明天；在所有人都追逐风口时，他甘心走最窄、最安静的路。
这是一个人的坚持，也是一代中国制药人的长征。
它回答了一个问题：在中国，做好药，行不行？
答案配资炒股服务中心，是漫长的沉默之后，最响亮的回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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